以史为鉴：中国古代十大商帮的商业模式（上）

在近现代经济活动中，商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代商会的起源地一般被认为是欧洲法国，那么在中国有没有近似的组织呢？

事实上不仅有，而且有很多，在中国，我们一般称之为商帮，性质虽类似于商会，但中国的传统商帮往往不以行业性质划分，而以地域亲缘或者乡土关系为纽带。商人们利用天然的乡里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相互支持，和衷共济，既规避了商人之间内部的恶性竞争，也能增强外部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

中国历史上，诞生过大大小小很多商业组织，其中影响力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有十大商帮。他们各有特点，巅峰期也各有不同，分别是山西商帮（晋商）、徽州商帮（徽商）、陕西商帮（秦商）、山东商帮（鲁商）、福建商帮（闽商）、洞庭商帮（苏商）、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赣商）、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由于地区和历史原因，各商帮特点不同，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

广东商帮：喜欢“头啖汤”

粤商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所谓“正统”、“权威”观念的束缚。粤商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有冒险精神是其最为突出的特性。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欢“头啖汤”。

粤商以快制胜，出击迅速。粤商从不将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灵活变通， “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正是这种写照。

粤商文化水平或许不高，自有资金不多，技术力量也不雄厚，但他们会“借”。一是借钱发挥;二是借才发挥。粤商文化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

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点评：开放为经商之先

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点评：草根起家，更懂消费者的心

晋商：经营模式最先进

山西商人曾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部”。这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山西票号注重信息的捕捉与反馈，并视之为成功的关键。山西人能够首创票号，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经商天赋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山西票号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雏形。

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在他们身上萌芽。晋商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这是晋商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而晋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柜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东家与掌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红与责任，并利用行会之权威培育从业者的诚信荣誉感，可谓最富中国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其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智慧，对当下的民营企业的组织管理，仍有启示意义。

首先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其次是人身顶股制，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把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第三是管理监督机制。晋商一方面发明了联号制即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以加强自我约束，同时还创造了钦差制。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

在实际经营中，晋商信奉关公，讲究以义制利，义利结合，这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

点评：文化乃商业之脉。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的商人，真有魅力。